作者：张景馨月律师 中国执业律师｜新加坡注册外国律师
按：在新加坡作为区域运营与数据枢纽的背景下，个人数据处理已深度嵌入企业日常经营的各个环节。从客户管理到跨境协作，数据合规不再是附属性问题，而是直接影响企业持续运营的核心要素。
2026 年，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委员会（ PDPC ）在执法层面明显趋严，不仅提升了处罚力度，也进一步明确了 跨境数据传输、敏感数据管理及NRIC 号码使用等重点监管领域 。近期中资背景企业因多项数据违规行为被处罚的案例，直观反映出新加坡数据监管逻辑已从 “ 原则导向 ” 转向“ 实质审查 ” 。
在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新加坡 PDPA 并行适用的背景下，中企在新加坡开展业务，往往面临 “ 双法域合规 ”的结构性挑战。本文以最新执法案例为切入点，结合监管规则变化与实务操作，总结当前中企在新加坡最易触及的合规风险，并梳理可落地的整改路径及中新数据出境的衔接要点 。
01 典型案例直击
一、中资企业违规事实与 PDPA 执法升级的核心信号
1. 案情：多项违规行为触发监管处罚
2026 年 2 月，新加坡 PDPC 公布最新执法决定：中资背景的 Air Sino-Euro Associates Travel Pte Ltd （以下简称 “ 中资旅企 ” ）因违反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法》（ PDPA ）多项规定，被处以高额罚款，同时被责令于 30日内完成全面合规整改。
经 PDPC 核查，该企业存在三项核心违规行为：
- 未对客户 个人数据采取合理安全保护 措施： 对收集的游客护照信息、联系方式、出行记录等敏感个人数据未进行加密存储，业务系统存在安全漏洞，具备数据泄露的现实风险；
- 跨境数据传输未履行法定合规程序： 将新加坡本地客户的个人数据直接传输至中国境内关联公司用于业务分析，未向 PDPC 履行备案程序，亦未与数据接收方签署符合 PDPA 要求的数据保护协议；
- 滥用 NRIC 号码 ：在客户登记环节超范围收集新加坡本地客户的身份证（ NRIC ）号码，且未在业务完成后及时删除相关数据，违反 PDPA 关于 NRIC 号码 “ 最小必要收集 ” 的监管要求。
此次处罚不仅是PDPC 对中资企业的合规警示，更释放出明确的监管信号： 2026 年新加坡数据保护执法将更趋严格、精准，跨境数据传输、敏感数据存储、NRIC 号码使用等场景已成为监管重点，监管尺度对外资与中资企业保持统一，无例外适用空间 。
该类案件的核心，并不在于个别申请人的资质是否达标，而在于企业是否将用工结构本身纳入合规设计。
二、2026 PDPA 执法升级的核心变化，合规门槛显著提高
相较于此前的监管规则， 2026 年新加坡 PDPA的执法标准与监管要求发生实质性变化，直接拉高了中企出海新加坡的数据合规门槛，亦是此次中资旅企被罚的核心监管背景：
- 处罚力度显著提升，罚款上限提至企业全球营收的 10% ： 打破以往固定金额罚款的模式，将数据违规行为的罚款上限与企业全球年营收挂钩，对于规模化经营的中企而言，违规成本大幅提升，监管威慑力显著增强；
- 明确重点监管领域， NRIC 号码使用划定刚性红线： 将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的 NRIC 号码、护照信息等敏感个人数据列为重点保护对象，明确要求企业遵循 “ 最小必要、最短留存 ” 原则，超范围收集、超期留存均直接认定为违规；
- 跨境数据传输合规要求进一步收紧： 取消部分跨境数据传输的豁免条款，明确企业向境外传输新加坡本地个人数据的，必须向 PDPC 完成备案，且与境外接收方签署符合 PDPA 要求的数据保护协议，确保数据在境外的保护标准不低于新加坡本地要求；
-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升级 DPO 资质要 求 ： 明确在新加坡开展经营的企业必须任命专职数据保 护官（ DPO ），且DPO需具备相应的数据保护专业能力与履职经验（PDPC建议接受相关培训），并应确保其履职具有实质性与独立性，避免“挂名 DPO”情形， 企业需对 DPO 的履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确保数据保护制度落地执行。
02 中企出海新加坡数据合规高频风险场景
结合 PDPC 最新执法案例与中企出海新加坡的经营实务，以下五类场景为数据违规行为的高发领域，亦是此次执法升级后 PDPC的重点核查方向，企业需对照自查，防范合规风险：
一、跨境数据传输未履行合规程序， “ 裸传 ” 行为普遍
这是中企最常见的违规行为。多数中企因与境内总部的业务协同需求，将新加坡本地的客户数据、业务数据通过邮件、网盘、企业通讯工具等方式直接传输至境内，未履行备案程序、未签署数据保护协议、未采取配套安全保护措施，直接违反PDPA 关于跨境数据传输的强制性要求。
二、敏感数据收集超出法定范围， NRIC 号码滥用问题突出
部分中企出于管理便利的考量，在业务办理环节超范围收集新加坡客户的 NRIC号码、家庭住址、银行账户信息等敏感数据，甚至在业务终结后长期留存相关数据，违反 PDPA 确立的 “ 最小必要 ” 收集原则。
三、数据存储未采取合理安全保护措施，存在数据泄露风险
企业未对收集的个人数据进行加密存储，业务系统未设置分级访问权限，普通员工可随意查看、下载客户敏感数据，且未定期开展数据安全漏洞检测，形成数据泄露的重大隐患，直接违反PDPA 关于数据安全保护的核心义务。
四、DPO 任命不符合监管要求，数据保护制度流于形式
为满足合规形式要求，部分中企任命企业行政、财务人员兼任 DPO ，未对相关人员开展专业培训， DPO 不具备 PDPA认可的专业资质与履职能力；同时企业未制定完善的数据保护全流程制度，或制度仅停留在书面层面，未实际落地执行。
五、客户数据授权不规范，未取得合法有效的知情同意
在收集客户个人数据时，未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向客户告知数据收集的目的、范围、使用方式及跨境传输安排，仅通过格式条款概括性取得客户确认，甚至未取得客户同意即擅自收集、使用个人数据，违反PDPA 的 “ 知情同意 ” 核心原则。
03 新规之下，中企出海新加坡数据合规整改实操路径
针对 2026 年 PDPA执法升级的监管要求，结合中企出海新加坡的经营场景，本文梳理形成可直接落地的合规整改方案，从核心程序到日常运营，帮助企业搭建全流程数据合规体系，规避监管红线：
一、核心程序：跨境数据传输必须完成的两项合规操作
跨境数据传输是中企数据合规的核心痛点，亦是 PDPC的重点监管领域。企业向境外传输新加坡本地个人数据的，无论接收方为境内总部还是其他关联主体，均必须完成以下两项合规程序：
- 确保跨境数据接收方提供不低于 PDPA 要求的保护水平： 企业向境外传输新加坡个人数据的，应通过签署数据保护协议（DPA）、采用标准合同条款或其他法律与技术措施，确保境外接收方的数据保护标准与新加坡本地要求具有可比性，并对相关安排进行内部记录与持续审查。
- 与境外接收方签署数据保护协议（ DPA ）： 协议中需明确数据保护标准、接收方的数据安全义务、数据泄露应急处理措施、数据主体权利保障等核心内容，确保境外接收方的数据保护标准符合 PDPA 要求，协议需由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具备完整法律效力。
二、敏感数据管理：严格遵循 “ 最小必要、最短留存 ” 原则
- 严格管控 NRIC 号码收集行为： 除新加坡法律明确强制要求的场景外，不得收集客户的 NRIC 号码，可采用手机号、邮箱地址等替代方式完成客户身份识别；如确需收集的，必须向客户明确说明收集 目的与使用范围，且在实现收集目的后，应在合理期限内及时删除或匿名化处理相关数据；
- 敏感数据加密存储： 对收集的客户护照信息、联系方式、银行账户信息等敏感个人数据进行加密存储，业务系统设置分级访问权限，仅相关岗位人员可查看对应数据，且所有数据操作行为全程留痕、可追溯；
- 建立数据留存期限管理制度： 根据业务需求与法定要求，制定不同类型数据的法定留存期限，数据到期后自动完成删除处理；确需超期留存的，需向数据主体明确说明留存理由并取得单独同意。
三、主体责任：规范 DPO 任命，推动数据保护制度落地执行
- 规范任命专职且具备资质的 DPO ： 聘请具备 PDPC 认可专业资质的人员担任专职 DPO ，禁止行政、财务等非专业人员兼任； DPO 直接对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独立开展数据保护工作，保障其履职的独立性；
- 制定完善的数据保护管理制度： 结合企业具体业务场景，制定数据收集、存储、使用、传输、删除全流程的保护制度，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合规责任，制度在企业内部完成公示，并组织全体员工开展合规培训；
- 定期开展数据合规自查与漏洞检测： 由 DPO 牵头，每季度开展一次全流程数据合规自查，及时发现并整改违规问题；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业务系统数据安全漏洞检测，保障系统安全，防范数据泄露风险。
四、日常运营：规范客户数据授权流程，完整留存合规证据
- 优化客户数据收集授权流程： 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向客户告知数据收集的目的、范围、使用方式及跨境传输安排，避免使用概括性格式条款，保障客户的自主选择权；相关授权记录需至少留存 3 年，形成完整合规证据；
- 建立数据处理全流程留痕制度： 对客户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传输、删除等全环节操作进行记录，明确操作人、操作时间、操作内容与审批流程，形成完整的合规证据链，以备 PDPC 监管核查。
04 核心要点
一、中新数据出境双合规的衔接规则
可以将中企在新加坡的数据合规问题，概括为三个断层： 数据流动断层、责任体系断层与合规证据断层。
出海新加坡的中企，不仅需遵守新加坡 PDPA 的监管要求，还需符合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及《数据安全法》中，关于数据出境的强制性规定，实现 “双法域合规 ” 是核心关键，避免出现 “ 符合新加坡监管要求，却违反中国法律规定 ” 的合规冲突：
- 明确数据出境的双重备案要求： 将中国境内个人数据传输至新加坡的，需根据数据类型与传输规模，符合中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认证等法定要求；将新加坡个人数据传输至中国境内的，需完成新加坡 PDPC 的跨境数据传输备案，两项程序缺一不可；
- 统一数据保护标准： 无论在中国境内还是新加坡，对个人数据的保护标准需保持一致，均采取加密存储、分级访问权限、全流程留痕等安全保护措施，确保数据处理行为在两地均符合各自的法律要求；
- 建立跨境数据传输应急处置机制： 制定数据泄露专项应急处理方案，如发生跨境数据泄露事件，需在法定时限内分别向中国网信部门与新加坡 PDPC 履行报告义务，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保障数据主体的合法权利。
结语
2026 年 PDPA 执法趋严，并不只是处罚力度的数值变化，更体现出新加坡数据监管重点的根本转移 ——从形式合规审查，走向对企业数据处理全流程的实质合规把控。
对于出海新加坡的中企而言，数据合规已不再是局部的、单点的经营风险，而是 贯穿企业运营全体系的基础性合规要求。任何在数据收集、使用、传输及留存环节中的结构性缺陷，均可能在监管检查中被放大为重大合规风险。
从实务角度看，跨境数据合规的关键，不在于逐项应对监管的碎片化要求，而在于 建立一套能够同时覆盖中新两地监管逻辑的整体合规体系。跨境传输安排、敏感数据管理、 DPO 职能设置及合规记录体系，均需在设计阶段实现闭环。
在当前的监管环境下，企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再是 “ 是否完成形式合规 ” ，而是其数据处理体系，能否在不同法域的持续监管审视下，保持合规逻辑的一致性与可验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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